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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学校退休电教管理员。爱好无线电与电脑技术,很想在网络上结交与我有相同爱好的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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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和母亲  

2008-09-03 00:33:24|  分类: 往事如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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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和母亲 - PC Lee - 春苑我的父亲和母亲 - PC Lee - 春苑

 

  我对父亲早年的记忆是模糊的,只知道他出生于1890年(这是计算出来的:1962-72=1890)在四川大邑安仁镇一个贫苦的农家;但是,对于他的教导却是清晰的。

他严厉却不乏和蔼,他常给我们讲他年幼的事情。尤其让我不能忘怀的是,父亲说:“我们小时只能吃稀饭啊,那哪能叫‘稀饭’呢……几颗米在锅里头跳,米汤都说不上!”

七、八岁左右他就在安仁镇、唐场一带叫卖涼拌牛杂碎。那时,典型的川西游贩(不论老小)都在脖子与小腹间吊一个木板做的浅盒子,里面有几个格子,格子里放着不同的货物。比如香烟、水烟丝、火柴;小吃以及诸多小百货。50年代的皇城坝(现在的所谓“天府广场”)里还看得到这样的游动小贩。我父亲胸前的木盒格子里放的是凉拌牛杂碎(牛内脏,所谓“下水”,成本较低,用调料拌好后叫“牛废片儿”)。

12岁时,终于不能忍受“米汤都说不上”的生活,只身光着脚板跑了一百多里路到了成都,天晚了,在城外荒郊睡到天亮,等城门开了才进城,找到熟识的人(好像是同乡,抑或是什么亲戚)。在一家蜀绣作坊当了学徒。

不知什么原因(大慨是男子,不习惯针线活吧)没多久又去一家理发店当学徒。那时的学徒一开始是不会学到手艺的,先得帮师傅家里做家务:倒夜壶马桶、扫地、抹屋、挑水、烧火,带“小师弟”、“小师妹”(师傅的未成年子女);到吃饭的时候站在桌边给“小师弟”、“小师妹”喂饭,同时给大家添饭;等大家吃完才轮到自己吃,“剩多少吃多少”,没有剩的呢,就尽量刮“锅巴”。刮干搜尽后就打扫饭桌、洗碗。这要几年?没得规定,完全看师傅的喜恶。

父亲叫这“锅巴”为“铜罐锅巴”,满清末年,成都人的燃料无外乎木柴、岚炭、杠炭以及木柴未充分燃烧就闭息而形成的“烰揸儿”等(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成都每家每户灶旁边都有一个所谓“烰揸儿”坛子)。而炊具则大多是紫铜打造的锅、罐、瓢、勺,锅用来炒菜、罐用来煮饭以及炖汤。在铜罐里煮饭,底部以及下部的几层米粒常常被烤糊形成所谓“锅巴”,我父亲早年就靠这“铜罐锅巴”活命。

我不知道父亲过了多少年才学会了理发,反正,据母亲说:父亲是在30多岁才娶了她。

据母亲说:我的外公出生于苏姓满清贵族,整条武成大街都是他们的。但是,这个满清贵胄子弟怎能超然于“没落”的诅咒?他吃鸦片、纵情声色,夏天,他常常在水东门河边木船上,将双腿搭在船舷外,双脚浸在河水里喝酒、抽鸦片、乘凉,当然也免不了风花雪月、吟诗会友。满清还没垮台就将家产挥霍干净。满清垮台后,日子更是不好过,仅靠变卖家产与房产度日。最后只剩下武成大街一间仅够容身的铺面(我小时还随母亲去武成大街看望过他)。

对于女儿,腐朽的满清贵族始终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我的母亲除了女红外,一字不识。但终归是“大家闺秀”,她皮肤白皙、体态丰满,举手投足不失优雅与和蔼。

对于女儿的婚姻,没落的贵胄子弟就是这样的态度:“谁给70个大洋就将女儿许配给谁”。

那时,父亲已经满师帮人,而且手艺堪称一流,所以有了点积蓄,但也不够70之数。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少不了的麻将局上,父亲暗暗合十祈天:“我李银山这辈子要能成家的话,天保佑我今天赢点钱”,就这样,凑够了70个大洋,与母亲成了亲。

成亲后,生活的担子也加重了。总是帮人终归不是办法呀,不知焦虑了多久,忽然听到刘湘的夫人想在成都办点实业,也不知怎么地她竟想到要开个理发店!因为是同乡,也不知道是什么机缘,反正,听母亲说:父亲到“周太太”那里认了同乡,并叩头请求“周太太”收留。后来,父亲就当上了位于成都太平街与中山公园(据老成都人的记忆,这里应该是“中正公园”,而少城公园(即今人民公园)才叫“中山公园”)拐角处的“沧浪宫”理发店的“二老板”。

“沧浪宫”铺面宽约十米,每天早晨,父亲的徒弟们一块块拆下铺板后,就露出一整排落地玻璃窗和玻璃大门。行人可以从外面看到店里右边纵向整齐排列着十座雪白的理发专用椅,椅前各有一块两米高、一米宽的大镜子。左边就是顾客等候的沙发茶座,中间是大约二米左右的过道,形成一个长方形格局。理发店前面理发,后面是浴室。浴室又分“大池”与“盆塘”,规模也算一流。

对面就是“涂记玻璃店”。玻璃店掌柜的儿子涂启和是我在兴隆街松如小学读书时的同学(四十多年前听说他在广元居住)。现在的太平街(今太升南路)是“手机一条街”,那时却是“玻璃一条街”。大大小小的玻璃店有十多家,街上响彻了做磨砂玻璃的哗哗声。

好像是嫌电风扇煽出的风不舒服吧,天花板下有一排不知什么羽毛做的厚厚的比开间稍窄的活动扇子,专门有一个小工在里间拉一根绳子,这样,那个活动扇子就从前面到后面来回地摆动,这个风可就柔和多了。

这样,父亲也就有了足够的经济来源与一定的社会地位。这时,也许是他自己觉得原来的名字太俗套,或者是别人嫌他的名字不登大雅,他遂改名“华斋”。于是,“李华斋”的名字在成都理发业也算是响当当的了。后来父亲又同别人在春熙路北面的商业场里开了一间浴室(地点还记得,可惜店名忘记了,大慨叫沂春浴室吧)。大慨在我两三岁的时候,一场意外让我刻骨铭心,留下的伤痕伴随我大半生(大约在我五十岁左右才慢慢消失)。

那时,我家在太平街与兴隆街拐角的一个院落里住,房东太婆姓钟,我们叫她钟婆婆。从太平街这边进去要经过一条十米左右的甬道,甬道尽头左边有一口井。过了井旁边的门洞后就是一个院坝。院坝周围一圈阶沿,下了阶沿是个很大的天井。天井里有树、有花,还有一个大石缸,缸里有假山,还养着金鱼。天井一侧有一块不高的磨刀石,青青的,长满了苔藓,只有磨刀的楞面光光滑滑的。

一天,母亲在磨刀石上磨菜刀,我蹲在阶沿上看她磨。突然我就朝磨刀石栽下去了,血染红了磨刀石。当然,我哭、母亲丢下刀抱我、父亲急速地跑出来接过我……我在痛楚中清楚地记得父亲抱着我回到堂屋,母亲跑在前面。母亲在堂屋神龛上的香炉里抓了一把香灰,揩干血污后将香灰涂在我的伤口上,再用一块手帕围着我的额头在后脑上捆起来。父亲则一直将我摟在胸前,不住走来走去并轻轻颠动我,嘴里还发出一连串柔和的、安抚一样的“喔喔……”声。父亲的怀抱真温暖啊,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

原来,我的额头正前方被磨刀石的楞角砍开一条一寸多长的裂口。伤口愈合后就形成了伴我大半生的“姜疤儿”。那时的人真贱啊,一把香灰就治好了那么大个伤口!不过,后来大人们看见我这个“姜疤儿”,都点头说:“好,好,破相了好,破相了好!”原来,人们相信:破了相的孩子会长命百岁,因为他们“命大”。大约是真的吧,因为我一生中的确有数次“命悬一线”。

还有一次,我害“火眼”(现代医学叫它“虹膜炎”?),就是怕见光。害病期间,白天怎么过的全无印象,只记得晚上一家人掌灯(蜡烛或煤油灯?反正不是电灯,是因为我害“火眼”不开电灯还是因为电费太昂贵?)吃晚饭时,大家围着大圆桌,将我放在桌旁一个较暗的地方,支个独凳和小板凳,让我独自一个人摸索着吃饭。现在想来,多么温馨可人!

父亲曾带我去他们行业公会赴宴,记得最新奇的一道菜叫“醉虾”:堂倌送上时,左手端一盘盖着的用酒处理过的活虾,右手端一碗滾烫的汤,他先把右手的汤放在桌上,腾出右手后将右手揭开盖在左手盘子上的碗,然后迅速将左手盘子里的活虾往汤里倒下去,里面的虾一下子落到那滾烫的汤里,虾们在汤里拼命跳跃想跳出来,但仅仅跳了一两下,就一个个沉寂了!我看着着实害怕!一直不敢下筷子去拈它们。然而,还是有好吃的咯,那就是“锅巴肉片”,也是一个堂倌一手端一海碗滾烫的汤,一手托一盘圆圆的、厚实的米饭(糯米的?)锅巴。只见他先把汤放在餐桌中央,然后将锅巴整个投入汤里,只听“滋……”一阵响,食客们下筷子一戳一掰,锅巴就碎了,拈进嘴里是又香又脆、甜丝丝的,真好吃!

父亲带了十几个徒弟,但他却从没有让他们重复他的学徒生活,反而和蔼可亲。我看到过他教徒弟们使用推剪的手法:晚上,他叫徒弟们站在他面前,大家把右手平伸,五指前端勾着,五根指头一张一合地练习(那时还没有现在的电推剪,行话称其为“推子”),如果手法欠佳,推子不但剪不断头发,还会夹住头发,将顾客扯痛,甚而至于能将头发生生扯下来!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学徒们必须勤加练习。至于洗头,更是讲究:手轻了不行,手重了更不行,整个头部都要清理到。水温也要讲究恰到好处,洗完头,稍微抹掉一点头发上的水后,在客人要抬头的那一刻,手垫着毛巾从顾客的后脑部以适当的力压着向面部移动,到眼睛的位置时,大拇指与食指伸向客人的眼睛,顺势将客人眼睛周围的水抹干净,马上又将一张热气腾腾、充溢着香气的干净毛巾送到顾客手中,让顾客“随喜”。再换干帕子将客人头发以及其他湿的部位抹干。我清晰地记得父亲为我理发和洗头时享受到的快感:父亲好像知道我头皮痒的地方,十指搔得恰到好处!

父亲为什么会有如此精湛可人的技艺?我想:恐怕就是“以己度人”吧?

“沧浪宫”右边拐角是中山公园(或中正公园,50年代改名为工人文化宫,沧浪宫也改为工人浴池),里面有一个土堆,我们叫它“山”,我年幼时常常与玩伴在那里嬉耍。一次,我在“山上”玩得忘记了时间,猛听得十二点的汽笛响了,才慌忙朝沧浪宫跑,一拐弯,看到一个师兄(父亲的徒弟)正在将右手大拇指与食指在他嘴边从鼻孔朝两边抹,我知道这是他们吓唬我的暗号:老爷子生气了!

后来,“山”被铲平,盖了个“俱乐部”,叫“文化宫电影院”。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带我和弟弟到北门城隍庙逛庙会的情景:父亲先带我们进茶馆,然后给我们每人几个小钱,让我们自由玩耍,玩耍后就到这里来找他,吩咐完毕,他就专心地听书了。(父亲虽然不识字,但是知识面却很广,对于历史掌故了若指掌。主要就是靠这听书积累的。而且父亲记忆力非常好,我记得间或哪晚上他老人家心情好,他就会向母亲、我和七弟讲述他听来的故事。比如:三国、说岳、杨家将等等,他将金兀术唤住“金龌龊”,以至我以后读《岳飞传》时,也将金兀术念成“金龌龊”)。

我们兄弟俩拿到钱后,先买小吃:棉花糖、鱼皮花生、豆腐干、肉松……,当然,几个小钱是买不了这么多的。然后嚼着吃食去庙里看二十四孝泥塑:啮指痛心、王祥臥冰、刘恒尝药、老莱子戏亲……啊,还有雷打忤逆的张继保。再看地狱泥塑:过奈何桥、抱铜柱、上刀山、下火海、……还有的简直记不起来了。反正,生前不孝敬父母的人、为恶的人、不受道德约束的人死后都要经历阎王爷如许的酷刑。当然,二十四孝里的孝子们却不但能免遭阎王爷的审判,还可以在冥界升职管理鬼卒。

城隍庙里还有好多闹热啊:猴戏、杂技、西洋镜、灯影儿、莲花落(成都人将“落”念成“闹”)、金钱板、武术、魔术……

一次,一个魔术让我心动了:只见一个人拿着个空木匣,打开让大家看:里面什么也没有,他说:我把它关了,然后我手一招,里面就会有钱。还叫大家把自己的包包捂紧,免得包包里的钱被他抓到匣子里去了。果然,他关上木匣后把空着的手向人群抓了一圈,向着关上的木匣松开五指,作一个丢的姿势,再向木匣吹一口气,吐出一个“切!”字(成都话,去的意思),再次打开匣子,里面果然有一张钞票!他说:大家搜搜自己的包包,看是不是着我抓到里头去了。还说:要学的人给五角钱他就包教会。

我赶紧拉着七弟跑出人群,找到父亲要钱去学空手抓钱,不料,父亲一句话都没有说,当着众多听书的人摔开右手煽了我一个耳光。我委屈地躲到父亲后面。……说书的说完了,父亲牽着他的幺儿自顾自大步前行,根本不理我,我委屈地跟在父亲身后,欲哭无泪。一直到家,父亲都没有理我,更没有告诉我打我的理由。

长大了才知道,那木匣子是双层的,正反两面都可以打开。那人预先将钱放进某一面,先拿没钱的那一面给大家看,手一抓,以极快的速度将木匣子翻过来再打开,里面当然有钱咯!明白之后也就不再委屈了,相反竟感激起父亲来。

50年代重修九眼桥时,父亲带我们兄弟俩到工地去看。当时在下游搭了一座浮桥,我和弟弟看到浮桥,欣喜地离开父亲向浮桥跑去。父亲赶紧跟上我们,责怪我们说:“我想看看工地,你们就跑得这么快!”后来我想:老人家大概是舍不得那座充满传奇的拱桥吧?他想多看它几眼。

母亲生了十二个孩子,养活七个。父亲是个“睁眼瞎”(早先对文盲的蔑称),因为不识字吃了不少亏。他曾发誓:“我要是有办法,一定要让儿女多读书,免得遭人欺负”。所以,我的哥哥姐姐都能读到高中、大学。但父亲却一直没有置过房产,我们一直住在租住的房屋里,更没有在老家买田买地,他的钱都供儿女读书了。

1949年下半年,刘湘的周太太逃走了,临走,她想叫父亲和我们一起跟她走,可是被父亲拒绝了,理由是:他要留下来继续帮助她看守滄浪宫。

1950年,“沧浪宫”作为“官僚资本”被没收,父亲也失业了。当有人提出要清算我父亲时,父亲的徒弟与小工没有一个站出来响应,这是父亲善待一切人的好报。但还是有一个人,叫周良才,曾屡屡鼓动父亲的徒弟及工人“揭发”李华斋,却没有人响应,相反受到大家的责难:“李大爷对我们不错,做人要讲良心!”。可就是这“李大爷”的尊称,对于北方来的胜利者来说,却是“挺复杂的”,他们认为:只有袍哥组织与青红帮里才有“大爷”的称呼。殊不知成都民俗:对老人都尊称为“大爷”,姓李,自然就是“李大爷”了,我在六十岁左右就被乡亲们尊称为“大爷”了。再说,“资方”太太出了资,自己又不懂行,当然想找可靠的懂行的业内人士来帮自己经营。我父亲与她既是同乡,又精通理发业务且精益求精,加之为人谦和,当然是资方的首选。这本是人之常情,却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成了极大的问题。我的兄姐们入党时,这些都成了审查他们的大问题。

后来,我父亲在春熙路西边一个小巷的角落,他每天挑着一挑理发担子替人理发。

   春熙路和它北边的总府街和劝业场以及南边的东大街历来都是成都的商业中心,经过清朝末年的几次改造,使它更具竞争力。从总府街劝业场向南进入春熙路,叫春熙路北段,再向南,有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上有一尊孙中山的铜质坐像,铜像下有一个花店,叫“蓉美香”(我是根本不知道这名字,承蒙天一君提示),所以铜像被鲜花簇拥着(这座铜像与东大街城门洞外的川军无名英雄铜像均为刘开渠大师所塑)。过了广场,右边一条街叫春熙路西段,直通署袜街和北新街。春熙路北段向南,就是春熙路南段,南段尽头十字路口,由东向西是东大街,由于这东大街很长,从东向西有几个街名,如上东大街、中东大街、城守东大街等等,我都不记全了。东大街最西端就是著名的盐市口。从春熙路南段直走,过了十字路口,是走马街。春熙路北段大约是靠近劝业场(也叫商业场)的原因吧,是整条春熙路最繁华的地段,中间还有座基督教教堂(基督教青年会),里面有一个电影院,那时,街面还没有现在的三分之二宽。每逢电影散场,街上就有短暂的拥挤,但也不至于有现在这么挤。这个电影院后来叫大华电影院。教堂钭对面是川剧大本营:三逸宫(只记得读音,是不是这三个字我已经很模糊)。那里有一条小巷直通署袜街,好像就叫北新巷。父亲就在这条小巷的僻静处靠墙摆了一个理发摊。因为他的手艺好,服务周到,积年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顾客群,生意倒差强人意。(父亲的挑子,多了一面不大不小的镜子。)

由总府街(现在叫总府路)向西,由一个丁字路口拐向北,就进入了太平街(现在叫太升南路),我家就在太平街与兴隆街的拐角处。每天中午,母亲煮好了午饭,等我和七弟吃完饭后,将父亲的午餐盛好装在有盖的竹篮里,由我挽着,一手牽着七弟,沿兴隆街直走,走到电报大楼向右拐,再沿署袜街直走,横穿过总府街走不多远再向左拐,就是那条窄窄小小的北新巷。到了父亲的摊子前,将竹篮子交给父亲,父亲总要给我们五百元钱(旧币,就是现在的五分钱)。留下父亲一个人用餐,我和七弟就到春熙路花光那五百元钱,买些五香豆腐干、大头菜、盐蒜与鱼皮花生等等来饱口福。当然,有时也到专门租赁连环画的书摊(或书舖)里,交100元(1分钱),挑自己喜欢的连环画看。

这时,我的哥哥姐姐们在哪里呢?

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大姐二姐都读到高中,三哥1949年前在川大附中(现在的成都十二中)读高中,四姐和五姐在读初中。

大姐(李培仙)、二姐(李培芳)都已嫁人:大姐夫姓周(自然,他的名字我已记不得了),他们在高店子(现在的红砂村附近)街上住。据说大姐夫是国民党特务,1950年被镇压(就是枪毙啊)。

二姐夫伍德钰是个很和善的厚道人,他家在九眼桥致民东路旁。致民东路北边隔一排住房是锦江的安顺桥。南边好大一块菜园地,用竹篱围着,篱笆门楣上镌有两个大字:“辉园”。菜园尽头,靠近老马路,一丛竹林遮蔽着一座大院落,这就是二姐的婆家。我对二姐夫远比大姐夫熟悉。这应该是我那时才四、五岁,大姐夫就不在了的缘故。

三哥(李培清)在1949年以前,他在川大附中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潮,差点被枪毙在十二桥。1950年吧?新中国招收第一批大学生,他就到北京进入北京航空学院(现在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一直读到1957年。

四姐(李培秀)参军了,跟着部队一直打到福建,以后一直在福建定居。

五姐(李培淑)不夠参军年龄,被送到西南革命大学读书,不久就像丁佑君一样开住西昌。大慨是由于她年龄太小了,到了雅安就被留在雅安运输站学管帐。

这样,我们家就剩下父母和我们兄弟俩。

父亲在大邑老家还有个兄弟,我们叫他二爸,老实巴交的一个农夫。

沧浪宮被没收了,父亲因为年事已高被扫地出门,自然就想到回老家吧!

父亲带着我们母子三人回到大邑,在二爸家住下。当时农村正在土改,二爸分到了一座林盘下的大院里一个角落,有几间房,刚好住下我们一家。

这时,我母亲为土改心动了,劝父亲留在大邑,也好分几亩田地。不知为什么,父亲没有听母亲的,没多久,他就一个人返回了成都(我猜想:大慨是去接受审查吧?)。

我们母子三人留在大邑大慨有一年时间,父亲把我们接回了成都。他在北新巷摆起了理发摊。

在大邑的一年里,我刚好五岁。记忆中好像这一年在我的生命里是最优美的时光。

早晨,天不见亮,跟着堂兄以及其他几个孩童将水牛牵出牛棚去放牛。他们总是选最老实的牛,将我扶上牛背,然后将牛群赶到青草茂盛的待耕田里,任由牛儿尽情啃吃肥嫩的鲜草。川西坝子的清晨,雾霭蒙蒙,各个林盘上升起薄薄炊烟。空气中混合着水牛的体味、青草竹叶的青香与水沟里流水的甘甜味道。耳朵里迴荡着雀鸟的鸣叫声、牛儿啃草的唰唰声,尤其喜鹊的叫声优雅亲切,而烏鸦的叫声就令人生厌。脚下的田坎上,泥土滋润肥沃,随手捋一把田坎边的黄豆荚、碗豆荚放进嘴里咀嚼,甜蜜蜜、润滋滋的感觉无与伦比。

川西坝子有一种轮耕植物:苕菜。收割完小麦后,农人们就会在田地撒上苕子,这种植物长得风快,人们采集其大约一寸长的嫩尖作为菜肴,其它的就由牛儿大嚼特嚼。到耕田时连根带茎一起翻进土里,放水一淹,沤成上好的肥料。采集的嫩尖是吃不完的。人们就将其晒干储藏,可吃几个月呢!这晒干的苕菜可以煮稀饭、可以用米汤做成佐餐的汤菜。吃起来仍有新鲜清香的香味。

我们还不时奉命去竹林里掰竹笋,这活儿简直不好玩,因为竹子根部几节都有一块笋壳,硬硬的,它背面长有许多黑色的尖刺一样的毛,手一碰上,这毛就钻进皮肤里,特别刺痛,抓又抓不下来,越抓、它越往肉里钻!人们采集这硬邦邦的笋壳,刷去黑毛,两面覆盖几层棉布用浆糊一层层粘好,剪成鞋底样,用粗麻线一针一针密密麻麻订上,这叫“纳鞋底”,是旧时妇女必修的功课。

以后,我很喜欢钢琴曲《牧童短笛》,常常放送它,让自己沉浸在对儿时愉快的回忆中。

回到成都后,父亲先后将我寄养在大姐家和二姐家。在高店子大姐家住了不久,我又被寄养到了二姐家。

二姐夫兄弟姊妹八个聚居于父母膝下,共同耕耘那块叫“辉园”的大菜园。

菜园靠房屋一边有一眼大水井,井前有一条三合土打成的宽大的水槽,水槽远端有一个排水口;井后架有秸槔,秸槔的杠杆前后栓有两根粗大的棕绳,杠杆的井口端较长,绑有一根粗壮结实的大竹竿,竹竿下面牢牢地绑了一个大木桶。杠杆后端绑有一个合适的大青石作为配重。这是古法“人力抽水机”。

每到蔬菜需要灌溉时,二姐夫弟兄们齐集秸槔下拉住那两根大棕绳,二姐的公公站在井口,抓住吊桶的竹竿,向井底压下,二姐夫他们弟兄会将棕绳朝下拉,帮助水桶快速接近水面。水桶到水面后老人家左右摇晃竹竿,井里的桶就会舀满水。这时,二姐夫的弟兄们又会拉着棕绳把杠杆后端的大青石用力向下拉,这样,杠杆的前端带着竹竿与桶升上井口。老人家只需抓住桶的提手,将桶的下端靠在水槽边,再将竹竿向水槽方向一推一按,水就倒入水槽。这样一上一下反复劳作,井水顺着水槽的出水口外规划好的水沟汩汩地流向菜畦间的小沟。二姐和她的妯娌们站在畦旁,将水一勺一勺地向蔬菜泼去。

吃饭就聚集在堂屋的大园桌边,其他晚辈就到堂屋后面的天井旁围坐一、二桌。

父亲有个徒弟,我们叫他大师兄,忘记他姓啥了。他满师后在茶店子开了个理发店。他经常进城看望父亲,我们因此结识了他的一对儿女,大师兄还常常邀请父母亲和我们去茶店子小住。

茶店子在成都西门外,从骡马市一路向西,经过八宝街、西大街、花牌坊,出西门后再沿着石灰街过了营门口再向西,走不多远就到了茶店子。

大师兄家背后有一条小河,两岸有茂密的竹林与树木。我们去了后,一定要下河游泳,游几个来回再顺水漂流好远,再逆水游回来。

还有个幺师兄,姓谢,1959年,他突然出现在致民东路我们家里,父亲要我们叫他幺师兄。后来才听父亲说:他1949年上半年还没有满师就离开了成都,父亲听人说他和几个同伴一起到新疆去了。一去10年,回乡探亲时多方打听到我们家,谢师来了。

他在喀什部队理发室工作,据说工资很可观。他出手的确大方,给父母亲一人一件羊羔皮大衣。在我们家居留的数天内,经常给我们零用钱。

他返回喀什后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了。

后来,五姐在雅安工作的汽车运输站改组为雅安运输公司,属四川省交通局管辖。五姐在财务科任职,有了固定的工资。于是,她与四姐共同承担起赡养父母与养育我们的责任。

参军的四姐嫁了个“老红军”、团政委、山西人徐世杰,她也就此当起了官太太。1958年回家省亲时还有警卫员跟着。

五姐也嫁了个官:雅安运输公司康定分公司经理、内蒙古海拉尔人王岳。

因为五姐他们离成都近,他们担负了大半照顾父母和我们的义务。我由衷地感激他们,我的哥哥姐姐们!

1951年,我进入兴隆街的松如小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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