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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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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我,一个学校退休电教管理员。爱好无线电与电脑技术,很想在网络上结交与我有相同爱好的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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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  

2008-09-09 12:26:31|  分类: 往事如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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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在我五个月大小的时候,日本无条件地向盟国投降了。所以,后来总听我母亲对别人说:“他是胜利那年生的”。可惜五个月大小的婴儿,无法认识到胜利后的中国民众辛酸、热烈欢呼的盛大场面。对于我出生前几年成都“跑警报”的情景以及日本飞机轰炸盐市口的情景,是在四、五岁时听父辈们聊天时听来的。

1949年12月,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满街的欢迎人群,当然我也在其中了。我记得站在我身后的一位大人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我转过头看他,他低头慈爱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娃娃遇到好时候了”。那时只以为他这话的意思就是“不打仗了、不跑警报了”。大了,才从这句话里体会到中国人百多年来的辛酸以及对安定生活的热切渴望!

据说我四岁就“发蒙”了。所谓“发蒙”,就是开始读书识字了。据说我“发蒙”的地方和老师是署袜北三街上一个前清举人的家里。当然是“私塾”了,据说进私塾有一套仪式,可惜我没有这样的记忆,只是以后在语文课学习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才知道有这样的仪式。

随后,父亲将我送进了兴隆街“松如小学”。

“松如小学”是一个叫“海会寺”的庙宇,还记得的同班同学只有四个,这四位中唯一记得名字的就是与我家相邻的玻璃店少公子涂启和以及熊寿元。其他二位都是胖子。一位是学校右边隔壁一个毛笔店老板的儿子,一位却不记得在那里住了。那位叫熊寿元的同学很顽皮。一次,在上习字课的时候,他不但不好好写字,还在课堂上胡闹,教习字的老教师(可惜,忘记他的姓氏了)招呼了多次,最后,这位老夫子生气地说:“你叫啥子熊寿元哟,你就是在‘混寿元’!”

这位老教师也骂过我,当时我们家搬到了南河口(即现在的“合江亭”下游的府河岸边,从前,围绕成都北面的河叫府河,南面的叫锦江,两条护城河在此合流。合流后通过九眼桥,汇入岷江,再汇入嘉陵江直达重庆,现在统称“府南河”),每天上学要走很远,这位尊敬的习字课老教师骂我:“你对得起你自己的两条腿不?”

因为我是毛笔店老板儿子的同学,所以我放学后常常在毛笔店里看工人们做毛笔。毛笔店有三、四个开间,进门槛大概一米一字排开一个大工作台,左边后面坐着几个工人,他们不停地工作:将一小撮羊毛或者兔毛、狼毛等夹在一个特制的夹子里,沾上水,不停地在工作台上的一排很细的金属钉上梳理,最后神奇地将那一小撮毛变成尖尖的毛笔胚子。再将这个毛笔胚子一个个系在一根长长的绳子上晾在后院的木架上,再将晾干的毛笔粘在加工好了的竹管上。

店铺右边就是营业台了,除了卖自制的各式毛笔外,还卖自制的墨以及泊来的徽墨与宣纸。应该叫文具店吧。店里店外都弥漫着墨香以及动物毛的臭味。

我们的教室里很昏暗(僧房嘛),因为看不见,我的座位被老师渐渐向前调,后来就“前排就座”了。班主任叫徐静如,教语文,她是一位很富态、很有风度的漂亮的知识女性。我很喜欢她,在冬天的时候,为了吸引她的注意,上课时常常莫名其妙地在课桌后向她吹气。我又常常故意仰头望着窗外树上的鸟儿,她果然注意到我心不在焉,点名要我回答她的提问,但我的回答却总能使她很满意。她在指挥街住。有一次她害病,我们全班同学到指挥街她的家里去看望她。她的家在一个公馆里面,公馆旁边是卖竹子的,一大捆一大捆的竹子都堆到她家的门洞里。我们送的礼物是自己的手工作品与一些写着祝福词语的小纸片。

教美术的老师也是一个知识妇女,一次,她叫我们画正在劳作的人物,就在教室里巡回观看同学们画画。我画了一个挑水的人物,她踱过来看见了,就用她的铅笔为我修正了人体的曲线,并向我解释说为什么要有这些曲线。这大概就是我的解剖学启蒙吧。

学校的左边是一条仅容一辆卡车通过的小巷,小巷里面是一个大坝子,坝子里停着很多军车。我们经常跟在进出的军车后面跑,然后吊在车后可以抓握的地方“免费乘车”。小巷的左边就是至今犹存的“电报大楼”了,据说它是满清“洋务运动”时修建的。

学校对面是一栋大楼,门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铁路路徽。我曾经与同学在毛笔店门前研究这个路徽,最后一致认为它是由“工人”两字组成的:工字被赋予铁轨横截面的形象;至于人字隐喻什么形象却是百思不得其解。是火车头?还是车箱?反正,不管是什么,里面都有人。

我不知道现今的儿童最渴望的是什么,但我确信:过春节决不是他们最渴望的。而我们这一代的儿童时代最渴望的就是“过年”。

听说过“打牙祭”、“红锅菜”、“冒儿头”、“炒米饭”、“竿竿底下等衣服”……等等上世纪80年代前的词语吗?

这些词语真是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幽默风趣、无可奈何的民族性!

所谓“打牙祭”,就是下饭菜里有肉。只要有一顿饭吃了肉,成都娃儿就会自高自大地满街自诩:“今天我们打牙祭!”,而邻里只要看到谁家买了肉或是看到谁家在洗肉或是闻到肉香味(尤其是那回锅肉特有的浓香),就会不无羡慕地调侃:“吔,打牙祭嗦!”。

原来,平民家通常的下饭菜都是蔬菜或者豆腐乳,蔬菜也不是经常有菜油或猪油来炒的,没有菜油了,就把锅烧得烫烫的把菜倒下去,烫熟了放点盐就成了,这就是“红锅菜”(因为铁锅几乎被烧红了)。所以,难逢难遇吃一回肉,就是“祭牙”。中华民族“祭天祭地祭神祭鬼祭祖宗”,还要“祭牙”!

而一年里只有过年,可以连着几天打牙祭,有油葷下肚,这是我们渴望过年的第一原因。 现在,天天有肉吃,也就是说:天天在“打牙祭”,就无所谓“祭牙”了!

所谓“冒儿头”,是指两个大海碗里均盛满平平的米饭,再将其中的一碗盖在另一碗上,这样,揭开上面的碗后,下面一碗饭上就堆起了一个圆圆的饭包,一碗饭就有了两碗饭的份量。就着家常素菜(泡菜或红锅菜),大口大口地吞下,真是快活无比。当然,这是街上所谓“苍蝇馆子”里的俗语;街上以气力挣钱的劳动者,比如拉黄包车的、挑夫等,中午时分,找个这样的饭铺,大叫一声:“来个冒儿头!”卖饭的就清楚明白了。

至于“炒米饭”,那就纯粹是平民自欺的勾当了。将米炒熟再加水如常蒸煮,一斤米要煮七斤饭!那饭暗黄暗黄的、口感极差,但胃肠的饱涨感却是一流的(这“炒米饭”在1960年前就没有)。

在六岁以下的儿童群里,还有一种“办姑姑筵”的游戏:由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姐姐,扮作主妇或者长辈,用一把类似刀或者就是小刀的东西将采来的青草切成一节一节的,放在一个盘状的“容器”里翻滚,说是在“炒菜”,口里说着一些类似安抚的话,大意是叫大家不要着急,饭菜马上就好。到她认为可以“吃饭”的时候,就将她做好的“饭菜”东一点西一点地朝其他玩伴面前放,口里仍然学着大人的口吻抚慰着玩伴……这种游戏属于“情景游戏”吧?我说的这种情景属于贫民情景,也有富人情景、喜宴情景、哀伤情景……

再说衣着,不到过年,我们是没有新衣服穿的。一般是将哥哥姐姐穿不得的衣服改给我们穿。而大人们也多半只有一套可以见人的衣服,所以成都人要挖苦某人好面子,就是“龟儿洋啥子啊?竿竿底下等衣服还不得了啰!”意谓这套见人的衣服穿脏了要洗,而又需要出门,只有洗了衣服晾在竿竿上,自己只能等衣服晾干了穿上才好出门。

过年有新衣服穿,这是我们渴望过年的第二个原因。

平时,我们绝对没有任何零花钱,只有大人要差遣我们办什么事的时候能得到一分到五分钱的“劳务费”。这些钱只能买一卷豆腐干、一两头盐蒜或者几颗鱼皮花生等等。而只有过年,我们能得到几角或者一元的“压岁钱”。这是我们渴望过年的第三个原因。

玩具,是每个时代儿童的最爱。我们的玩具大都得自己动手做。

我常常与邻家孩子或者同学在假日一起到中和场或者大面铺的山上去挖黄泥巴。因为成都的泥巴里沙子多,腐殖质也多,是“黑泥巴”,很脏,最主要的是不容易成型。将黄泥巴带回来后合上水,加一些头发等纤维在里面后在砖地或者平坦的石头上用力摔打,增加其柔性和韧性。然后将黄泥巴制作成驳壳枪、坦克、火车或者其他什么自己喜欢的东西。黄泥巴成型后,还有一道工序是“搥”,就是用食指蘸一点清水(最好是清油)慢慢地在上面抹(这是我那满族外公教我的)。使它在干透后不至于开裂也更柔滑,看起来很美,手感也不错。

我们常常用这些自制的驳壳枪与邻里孩子或者同学在街上“打游击”,很好玩啊!要是伙伴里有谁拿了把木头制的手枪或者冲锋枪,大家真是羡慕死了!木头制作的工艺决不是小孩子能掌握的。

此外,可以自制的玩具就是“福”或者应该写作“符”。就是将一些破书或者不需要的书拆散,将一张张书页折成一个个三角形。几个小伙伴一起,每人拿出相同数量的“福”排在一起,先摊在手心里向上一抛,马上将手翻过来,用手背去接。这接,也有难度等级,依次是:伸开五指、四指、三指以两根指头去接、握成拳头接,然后再向上抛,接着就用食指和中指去夹或者五指一起去抓,夹多少就算赢多少。还有用香烟盒折成的长方形“福”,一张要抵几十甚至上百张旧书折成的三角形“福”(视香烟的品牌而定)。

玻璃弹子需要钱去买,输了不免心疼,赢了当然兴高采烈。其玩法是:大家都出同样数量的弹子,在地上挖一个小坑,离小坑一定距离划一条线。然后大家一起出“剪刀石头布”(成都人叫“使拳儿”),得胜的先走到线外,将众多弹子向小坑撒去。然后将自己得意的一颗弹子放在握成拳头的食指和拇指之间,走到离小坑最近的一颗弹子前,用拇指将手中的弹子弹出去击打它,打进小坑,就算赢了一个,而且还可以接着弹。如果没有打进,就轮到别人。我们叫这种游戏是“打弹子”。

在松如小学,我经历了两大“灾难”:

一天,我从“教室”到“操场”去,突然一个球状物体以相当猛烈的力道砸到我的左眼,我登时失去知觉……我不知道大人们怎样救助我,反正我没有失明,直到现在,我的左眼仍然明亮。

有一次,我和同学们在过道上“跳拱”,当我双手撑在拱上时,那个作拱的同学却突然矮下去,于是我的脸重重地砸在地上,顿时满口鲜血……可是,我的门牙却没有因此突出(俗语叫“龅牙”)……

童年的我,过年有了压岁钱都买了些什么呢?

“车车灯”,最好看的是“兔儿灯”。那是用竹条编成兔子的样子,再加四个用小圆木制作的轮子,竹条外面糊上白纸,再画上红眼睛、鼻子和嘴。腹部有一根长绳,里面的横条上插有一支蜡烛,大年三十晚上点亮蜡烛,在庭院里拖着到处走,其乐无穷。

放火炮儿,也是过年不可缺少的游戏。我记得有一种豌豆大小的火炮,叫“欢喜豆”,拿在手上使劲往地上摔,它就炸了。将它往别人的脚边摔去,马上躲起来,吓了人家,乐了自己。

渴望过年的理由还有就是:过完年,就可以赶花会了。

虽然现在也赶青羊宫的花会,但我却兴味索然,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也”!

那时,我家在太平街住。我们赶花会的路线是:经过中山公园,过提督街左转到盐市口后右转经东御街到皇城,再向南到红照壁右转,走完南大街就到了万里桥(南门大桥),过桥后,在桥的右侧河边,有一群成都人叫作“溜溜马”的小马在招揽游客。这些马很矮,大概就有大人的腰杆高,只要给了钱,这些溜溜马就由其主人牵着把你驼到花会。沿路柳枝刚吐出嫩黄的新芽;梅花刚刚谢完,还隐约透着点香气。卖“风车车儿”的、卖香蜡纸钱的、卖“白麻糖”的、徒步赶会以及坐轿的……热闹而不乱。这段路现在看起来很短,但那时我却觉得好远啊。

花会的场所就是现在的“文化公园”。那时是一大片天然的开阔坝子,坝子中央有座八角亭(现在被一环路占完了)。没有人工雕琢的富贵与俗气,青羊宫与这里没有围墙隔开,随进随出。

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里的花鸟市场,花团锦簇、鸟语婉转,让我心旷神怡!记得有一年,我买了一包茶花种子,回家后撒在屋后一小块地上。这里又湿又不见阳光,但茶花居然发芽了。我居然会朝这些嫩芽屙尿!意思是给它们“施肥”!当然,不久它们就被我害死了。

我们这些儿童当然要吃“三大炮”、“牛肉焦粑”、“叶儿粑”……等吃满一肚子后,才到青羊宫去骑青羊。两只青羊四周围满了孩子,青羊身上也骑着三四个娃儿。大人们也要去摸摸青羊,据说:你哪里痛,就摸青羊的哪里,比如头痛就摸青羊的头等等,以后肯定不会再痛。

我读初中的时候,读了李劼人先生的《大波》、《死水微澜》中有关花会的段落,童年的回忆与书中的情节一一契合,真是倍感亲切、如享珍馐般心满意足、荡气回肠。

从青羊宫再往西走,就是杜甫草堂了。可是在一天的时间里是不能再去的了,得另外选日子去。关于这段路,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梅花绝句》中描述道:“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很是奇怪:青羊宫到浣花溪有二十里?难怪我当年觉得这段路好远!我非常喜欢这首描写我的故乡的诗,尤其是开头两句,多么突兀、多么生动呀!

那时的学校很重视动手能力的培养,比如“习字课”、“手工劳动课”以及“美工课”等。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前,成都少年宫举办一个手工劳作比赛,松如小学动员同学们参加。我和涂启和(他也是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在一块木板上用黄泥巴制作了一个盆景式的农居图:周围是一片竹林(成都人叫“林盘”抑或是“林磐”,“盘”都读平声),里面是几间瓦屋(屋顶的瓦片历历可数)。有小人进出:有的扛着锄头等农具、牵着水牛;有的在挑水、儿童们牵着更小的牛……我们给它取名为“农家的早晨”。另一位胖同学也做了个相似的东西,但稍嫌粗燥。交给老师的时候,老师的评论是:我们做的反映了新农村,那位胖同学做的反映了旧农村。但是记不得是否去少年宫参赛了。

1955年,我11岁,初小毕业后,竟然没有考上高小!五姐夫到成都开会,就将我接到康定。

记得过了天全,在新沟车站住宿,准备第二天翻越二郎山。在新沟车站吃了晚饭,驾驶员们围成几堆,打扑克、下棋、喝酒聊天。我东走西跑,在车站里到处看新奇。突然我觉得内急,赶紧向五姐夫要手纸。当时五姐夫正在与驾驶员们玩扑克牌,因为已经八点过了,他叫一个车站的人领我上厕所。奇怪的是,车站里没有厕所,需要出车站大门向左拐上公路后才有一个厕所。那个厕所就在车站旁边,而且比公路矮,那个人领着我出了大门,指点我左边公路下边厕所的位置后就返回车站去了。那时天还未黑尽,又有车站里灯光映照着,仍然能看得清小路与厕所牆上写着的“男”、“女”字样的拐角处的入口。当时进出厕所的人来来往往,我看见一个一身白衣的人站在写有“男”字的入口拐角处,像是在等人。我也没在意,绕过他以后进了厕所。里面的确有三两人,我还看见烟头的火星一闪一闪的。等我舒服后,一切都变了:四周没有一个人,我出了空无一人的厕所,一个人走上公路后向右拐。走不了多少步,应该就是车站大门了啊?为什么我就看不见车站大门?看见前面大约500米左右一团红光,走近一看,原来是尽头一家卖夜宵的牛肉店,大锅里的肉汤咕嘟咕嘟翻滾着,升腾起的白雾直冲屋檐,老板站在锅前忙碌,店里有二三食客。再前面漆黑一片,我只得返回向来的方向走,头就一直向左边侧着,希望看见车站大门。可是!我又走到厕所那里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害怕,只是有点奇怪:我为什么就看不见车站大门?只好又返回走,这时头就向右边侧着,加倍注意车站大门。可是,又走到了那个炉火熊熊的小店!前面漆黑一团,又倒转来走嘛!……这样,不知走了多少转……当我最后一次从小店转来时,突然一声:“你这个娃儿!这么晚了,还在外头转,九点过了有啥子转头?”我被人一把抓住,惊悚之下,车站大门赫然显现在眼前:“就在这儿啊?”那人还在吓我:“不在这儿在哪儿?这里的人要抢娃儿吃的啊!”……这个人就是送我出来的那个人。这是怎么回事?这可是我亲身经历的啊!

七月初,二郎山上还是冰凌遍地,瀑布结成的粗大冰挂更没有融尽,在阳光下一滴滴往下滴水。这里就是那首“二呀吗二郎山、高呀吗高万丈”歌唱二郎山的歌描绘的公路。我们一行十几辆车鱼贯而行,到二郎山半山腰,车队停下来,驾驶员们纷纷下车。这公路完全是泥巴石子铺成的,到处都是泥浆,我根本不敢下车。但看到驾驶员们脚上并没有沾上泥浆,我好奇怪,下车踏上泥浆,泥浆却是硬梆梆的,原来都被冻住了,只有汽车的轮胎才能将它碾碎。

原来他们是要给车轮套铁链防滑。我下车看驾驶员们忙碌着:这铁链并排两根,其长度略长于车轮的周长,两根铁链之间由若干略长于车轮宽度的铁链维系着。他们将这套铁链平铺在车轮后面的公路上,然后倒车让车轮压在铁链中间位置,再将铁链两头拉到车轮上沿,扣好两头的扣件。我看到,那两根长铁链扣好后围成圈套在车轮上的周长要比车轮的周长稍大一点。这样,它就不会从车轮上脱离了。驾驶员们跟我开玩笑说:“我们给汽车穿鞋。”

那时汽车都是结队向西藏运送物资,除了沿途翻山越嶺太险恶之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防抢劫,我在车队的某些驾驶室里还发现过手榴弹和驳壳枪。也听驾驶员们谈论过某车队最后一辆车被抢的事:因为汽车上坡时如同蜗牛爬行,常常有骑马的人爬上汽车后面,用刀割开蓬布,跳上车后一袋一袋往下丢东西。然后一大群人将其收集运入山间小道。

翻越了二郎山,就到了泸定。在泸定车站,我们车队的最后一辆车过了很久才到达,只见车头保险杠上捆着一头大狗。那时的卡车大都是美国的大道奇、小道奇、奇姆西,少见的还有意大利的菲亚特、捷克的斯柯达,都是战争中的缴获品。奇姆西是十个轮子,后面货箱下面左右各四个,前面两个转向轮。保险杠很结实,其上有一个绞轮,上面绕满了粗大的钢丝绳。在陷进泥淖里的情况下,除了由别的车将其拖出外,还可以自救。方法是:在车头前找到一个稳固的物体,比如大树、柱头等,将钢丝绳放开绑在上面,然后开动汽车,那绞盘会随着车轮同向转动,将钢丝绳卷入绞盘,从而将自己拖出泥淖。这位驾驶员开的就是奇姆西,所以保险杠上才能绑住这么大的一条狗。驾驶员们一看,齐声惊叫:“呀!狼!”,我才知道那是一头狼。驾驶员停好车,打开车门踉踉跄跄地下了车,一身血迹。医务员给他检查后,他身上尽是狼血,自己却没有受伤,其实他是累坏了。

待他清洗了自己,炊事员也把饭菜准备好了。五姐夫让他一面吃饭,一面讲述事情的经过。大家一齐围在旁边,当然也包括我。

原来,车队翻过二郎山,取下轮胎上的铁链后,他在爬一个不算陡的坡时,因为换档出了点小差错导致熄火,与车队拉开了距离。他刚想在下坡时赶上车队,却见拐弯处站着这头狼。他想绕开它,可是狼却并排着驾驶室奔跑,并向他咆哮,有几次还打算跳上车头。这位出生入死的退役战士来了性子,他停下车,顺手操起每辆汽车必备的钢纤,打开车门(他说他幸好没有象住常一样习惯性地关上车门)。狼也站住了,他们互相对峙着……突然,狼向他猛扑过来,他身子一侧,挥舞钢钎朝狼头打去,却打在狼背上,狼哀嚎一声,在公路上转头向他的双脚张开血盆大口。他岂能让狼咬住!赶紧再一次将钢钎朝狼头上砸,可是狼往上一縱,跳过他头顶,他想:要是它从身后扑来,不是一切都完了吗?他赶将钢钎抻出,一个快速转身,将钢钎横扫过去。这一下钢钎刚好扫在狼头上,恶狼咆哮几声,不敢再向他扑过来。他想:不好,附近肯定还有狼,要是听到嚎叫,都来了就惨了!这次他主动出击了,他将钢钎尖头对准恶狼,像与敌人肉博一样向狼刺去。大慨这狼是由于饥饿的原因,加之跟着汽车跑了这么久(他说大慨有两公里),所以狼的动作稍微有点迟缓。当狼再一次向他扑来时,他将钢钎刺入狼的肋骨,他赶紧进前一步,将狼死死地抵在崖壁上。再用随身携带的军用匕首一刀刀向狼戳去,鲜血四处喷溅。他的衣服也被狼爪撕裂,狼仍在嚎叫。他清醒过来:要赶紧结束呀!他不再在狼身上乱戳,而是将匕首向狼颈割去。可是谈何容易!狼嘴肯定会咬住他的手臂!

由于狼失血太多,内脏也受了严重的伤害。狼挣扎的劲头小了,嚎叫的声音也低下来,他才有机会割断狼的咽喉。

他喘息了一会儿,听到山中狼嚎,想到必须要赶紧离开了!他忙向车门跑去。刚要上车,回头一看奄奄一息的恶狼,又有点不舍。他将钢钎丢进驾驶室,回到狼的身边,拖起狼的两只后腿。把狼拖到保险杠前,费力地将狼放上保险杠,用钢丝绳套牢。这时狼的嚎叫就在崖壁上面,他刚绕过车头,还没有到达车门,一大一小两只狼就跳到了公路上!他迅速绕过打开的车门(所以前头他说幸好没有习惯性地顺手关上车门),蹤进驾驶室的同时顺手将车门拉住关上。在关车门的同时,那只大狼已经扑到车门外,发出一声恐惧的撞击声。那只小狼则在车头嗅那死狼(大慨是它父亲吧?),他一边摇上玻璃,一边发动汽车。那只大狼还向他扑击,他终于开动了车子。一大一小两只狼一直跟着他跑,他再也不敢逞强了,他想反正你也跳不上来,即使狼跳上车头,他还有驳壳枪呢!都快到泸定桥了,两只狼才停止了追赶。

他讲完了,五姐夫却严厉地批评他,我第一次见识五姐夫秋风黑脸的样子。五姐夫宣布:第二天由泸定站另派一位驾驶员驾驶那辆奇姆西,打狼英雄隨队到康定后接受处理。我却不记得五姐夫怎样处理了那头死狼。

那晚,泸定车站所有的人(包括我)都是在一片狼嚎中度过。

第二天,我们到了康定车站,车队继续出发到西藏去,五姐夫开着美国军用小吉普将我领到折多河南岸的雅安运输公司康定分公司。

五姐和五姐夫住在公司二楼一间单人寝室里,五姐夫打开门,五姐在门里迎接我们,我依恋在五姐身边望着她叫了一声“五姐!”她揽着我,却向五姐夫埋怨道:“你都不把雅莉带来!”我登时就有点不快,五姐夫只是笑笑。他们的大女儿刚刚一岁多,由我们的母亲在成都抚养,五姐作为母亲,思念自己的儿女乃是天经地义为人母的常情,我为什么会感到不快?五姐其实对我们小兄弟俩很好。

玩了半个多月吧,在康定玩腻了就吵着要坐汽车玩。所以大多数时间都是跟着运输车队到处跑,五姐夫规定我不能越过昌都,他对带我的驾驶员交待:到了昌都就把我交给出藏的驾驶员。绝不允许将我带过昌都。

有一次,在昌都夜宿时,遇到一队出藏的车队。从汽车上抬下一个伤员,看大人们严肃的神情,知道情况严重。安顿好伤员后,我在旁边听他们讲述道:

伤员是一个驾驶员,在拉萨休整期间,一天晚饭后与几个驾驶员进城看电影。返回车站时他走在最后,前面的同伴有说有笑地走在前面,他准备抽烟,因为风大,几次都把打火机吹灭了。他就停下来,手蒙着打火机再次打燃,将叼在嘴上的香烟凑近火苗。突然,他觉得双肩同时受到重压,好像有人将双手从后面搭到了肩上,后脑感到一股热气,听到一声声哼哧哼哼的声音,鼻子也嗅到了一股强烈的腥臭味。不愧是在沙场征战过的军人,他马上意识到遇见狼了!他镇定地丢开打火机,吐出香烟,双手迅速抓住搭在双肩上的狼爪,头向后一顶,死死顶住狼的咽喉。这时,狼急了,两条后腿就在他的屁股上、大腿上乱蹬。他才有机会大声呼唤同伴,同伴们转身将所有手电筒扫过来,见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其中一个同伴飞快向车站跑去报信,另外的都围着他和狼。这时他已经支撑不住,倒在地上,但双手与头都还死死地保持着原来的状态。狼也吓傻了,后腿踏在地上,想挣脱被抓住的两只前爪。同伴们见状,大声呼叫他松开双手。他好像也抓累了,也好像是疼痛极了,狼终于挣脱前爪,飞快地跑了。

这些恐怖的故事以及恐怖的经历,丝毫没有遏止我旅行的热情,相反我更爱同驾驶员们在一起,他们也喜欢我,说收了一个小徒弟。

那时的车辆既然是缴获来的,大多都是超期运行,加之运行环境恶劣、机件磨损厉害,所以故障率非常高。一出故障,司机们维修时我就在旁边递工具。这让我学到了不少机械常识,比如换汽缸垫,必须按对角线松开或旋紧缸盖螺丝,而且松开或压紧时必须同步。也就是说同一颗螺丝不能一次就压紧或松开太多,所有负责压紧缸盖的螺丝必须依对角线依次松开或压紧……我也学到了不少汽车零件的英语名称,比如“凡尔”,就是负责点火的高压线包;“施尾子”就是开关……

当带我的驾驶员们在五姐夫面前讲述这些的时候,五姐夫对此却很不以为然。一次,他不无讥讽地对我说:“你可真是个小八路啊!”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大事结束了我的旅游狂欢。

从康定运输公司沿折多河向西走不远,折多河折向南进入一个西向的峡谷,康藏公路则在峡谷北侧。这样,折多河上就修了一座公路桥,但一过这座桥就是一个急弯,从康定过去是上坡,从折多山过来是下坡,所以折多山过来的车辆必须更加小心谨慎。

一天,康定运输公司里气氛突然大变,人人都忙着应急的事,公司门前公路上多了许多向西奔跑的人。

当时我正在广播室里听唱片,外面的嘈杂声盖过了马连良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我赶紧关上电唱机,出门看见公司传达室的左镜明,他告诉我:“折多桥翻车了!”他不准我出大门,说是王经理吩咐过的。他把我拉进传达室,自己站在门口挡住我,公司里只有我们两人。

后来才知道,一辆满载二十多人的军车从昌都过来,在折多山拐弯准备过桥,公路拐角处突然出现了几个人,司机为了避让他们而直接冲下峡谷!说是无一生还!

从此,五姐夫再也不准我随车到处跑了。

恰好这时已是八月下旬,学校快开学了。于是五姐将我送到运输公司附近的康定一小读高小。读了一个学期就回到成都。所以没有记住任何同学,只记得班主任姓张,是一个年轻的汉族女性,矮矮的个子,不苟言笑。

上珠算课的时候,五姐将她们办公室里的算盘借给我去上课,会计用的算盘都是24桥,比我的手臂还长。把它放到课桌上,邻座同学的算盘就放不下了。我将它和书包一起背在身后,走起路来屁股一颠,它的所有子儿就参差不息地响一声。

一天,甘孜州政府礼堂举办文娱晚会,那天正好上了珠算课。放学后,我没有回家,背着书包和算盘就到礼堂去看晚会了。晚会结束已经快11点,我一个人沿着河边回家。突然觉得后面有人跟着,向后看又看不到什么。跑吧?一跑,后面跑得更快。等我喘着气跑到运输公司大门,大门已经关了,只开着小门,我一头冲进小门,却怎么也进不去……,正要哭喊,四处找我的人都出现了。原来是算盘卡在小门框上了……当然少不了挨一顿骂,原来五姐和五姐夫见我没有回去吃晚饭,就派人到处找我。

五姐夫是海拉尔的牧民,14岁参加八路军,跟着部队转战来到四川,是个耿直的蒙古汉子。有一天晚饭后,我在俱乐部里跟一位股长争着看报,人家只是在逗着我好玩,我情急之下却说:“当真话你是股长吗啥子啊”,被五姐夫看到和听到了,他叫我回家,并对内勤左镜民说:“明天去给我们订一份《中国少年报》!”

没过几天,我放学后回到运输公司,左镜民叫住我,交给我一份《中国少年报》,谁知我没有接稳,一阵风将报纸吹出大门,一直吹向河边。我赶忙去捡,几次都是眼看要捡到了,风又把它吹起来向河滩落。几经周折,终于还是在报纸接近河水时用脚将它踩住了。这时,已经离大门好远了,左镜民就站在我身后。这就是我第一次看《中国少年报》的情景。

我曾经被几位藏族同学邀请到他家玩耍,记忆最深的就是他的阿玛请我吃糌粑和酥油茶,我只觉得那糌粑又干又硬;酥油茶一股很浓的牲畜味。

偶尔也跟着我的藏族同学一起到跑马山上去“打猎”,也不过就是用我们成都人说的“弹繃子”去打鸟。当我提着一串死鸟活鸟回家时,我的那个蒙古姐夫却叫我丢了,不明白什么原因。

康定的鱼真大,我在厨房里看到炊事员打理那鱼,他们提起那鱼跟我比高,也差不多跟我一样的尺寸了。打理出来的鱼肉就跟我们成都的豆腐那样。他们说:“这鱼是吃人肉长大的,所以个头又大、肉质又好”。原来,藏民实行天葬或水葬,所以鱼儿可以吃到人肉。

五姐夫常常往来于成都-雅安-康定,他不在的时候,我和五姐就在食堂与大家一起买饭吃。天气冷了,炊事班烧了一大锅热水让大家饭后洗碗筷。我看见大家都用筷子夹住热水里的洗碗帕在碗里盘里旋转着洗,我也学着那样洗,因为手沾不到水。以后回家后也这样洗,父亲制止我:“咋个这样子洗碗?”我说康定的大人们都这样洗,父亲批评我说:“偷懒的事倒学得快”。

康定西边过了折多河那座桥不远,有个所谓的“机场”,不过就是一个长满青草的大坝子。一次,张老师领我们到那里去开班会或者其它什么活动。当我们刚要进入“机场”时,我的鞋带松了,我蹲下来整理鞋带。当我起身时,全班同学已经走远了。他们绕了好大一个圈子进入“机场”。我奇怪他们怎么要绕那么大个圈子,同时想:我不绕他们那样的圈,不是可以比他们先到了吗?于是我径直朝机场方向跑去。突然听到远处同学们一片惊呼,同时我觉得脚底下怎么那样软?一边跑一边低头看:吓得我一身冷汗!我的脚陷进泥水里已经看不到脚面了,但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想到需要考虑一下:是继续跑还是停下来,只是下意识地身不由己地继续跑,水花四溅,鞋子完全湿透了,还是跑呀跑呀……突然就到了同学们前头。同学们始终用藏语、汉语惊呼着、感叹着,张老师则脸色蒼白、气急败坏地骂我“太胆大了”!她根本没有想到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绕那么大个圈子啊。出发前没有任何人告诉我那里有个沼泽,需要绕着走,幸好天老爷指挥我继续跑啊!老天爷救了我,也救了我那敬爱的张老师!嘿,这大概就是“破相了命大”吧?

康定东边几十公里就是大名鼎鼎的“泸定桥”。可是,它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却是从成都过来快到泸定时的一座山包。

不知道是第几次到康定了,有一年暑假,我又经过这个小山,上了山,一望无际的仙人掌。驾驶员问我口渴吗?我说不渴。他说不渴也要下车。我跟着他下了车,他在一棵仙人掌上掰下一个果子递给我:“吃吧”。我想不到仙人掌还会结果(谁见过成都的仙人掌结果了?),我迟疑着。他却掰下又一个果子吃起来。我学着他的样子也吃起来。真甜呀,果汁多得顺嘴流!比龙泉驿的水蜜桃还好吃。

天气一天天冷起来,学期也结束了。我该回成都了。

五姐夫将我送到康定车站,把我交给正准备出发的驾驶员。我惊奇地发现他正在车头准备木炭!旁边放着一个五、六十公分长的椭圆形铁盆,不深,大慨就是十公分左右,盆底满是洞,由四根钢筋支撑着。他一边与五姐夫交谈,一边将木炭放进铁盆。浇上汽油,木炭迅速燃烧起来。他将这个“火盆”推到车头下“油底壳”的位置。直起身来看着我:“小徒弟,还认识我吗?”我仔细看看他,呀,当然认识啦,就是那个打狼的英雄啊!

这时我才发现,其他驾驶员都在烧炉子。

原来,汽车经过一晚上的冷冻,发动机里的机油虽没有结冰,但都粘稠了,启动电机带不动汽缸,就是“打不燃火”。只有加温后,不但机油不再粘稠了,化油器与油路也得到温热,才能“打燃火”。那时没有什么“防冻剂”,所以这个火炉是冷天必备的重要装备,“烤油底壳”就成了每天清晨出发前必须做的第一道工序。

我转学到成都青石桥旁边的新半边街小学读书(那是1956年,我家已经搬到南府街与盐道街之间的川院坝)。我是“插班生”,班里的同学在开学那天就将我领到操场上,十来个顽童要与我较量,这当然可以理解为探测新同学的实力,但也可称之为欺负“新毛头儿”。较量的结果当然是我输了。

新半边街小学原先也是一个庙宇,不过规模比兴隆街的松如小学大多了。中国那时的学校大多在庙宇里,这跟满清政府有很大关系。要办“洋学堂”,无奈经费困难,各地只有将学校设在那些略具规模的庙宇里。也许还跟清末那个大名鼎鼎的武训有关呢。

当时新半边街小学的校长姓李,一天,我被老师罚站,刚好校长走过来。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他低下身子又问我“李培清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哥哥。他又问:“他回来过吗?”我说没有。他就说:“他明年就毕业了,他回来你要给我说。”

我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他是你哥哥的老师,你哥哥参加学潮和去北京读书以及你两个姐姐参军都是他促成的。”至于以后哥哥毕业后去看过他没有,我是不得而知。

新半边街小学还有个分校,位于向荣桥靠学道街的河边。我们有时也去那边上课。

20世纪五十年代初可谓多事:朝鲜战争处于胶着,国内历经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份子以及反右派等重大政治运动。啊,还有全民“除四害”运动,此“四害”非“地、富、反、坏”,而是麻雀、苍蝇、老鼠和蚊子。最逗人的是除麻雀:麻雀在天上飞,的确不好除。不知什么大师想了一个方法:既然不好除,就叫它“累死”!于是发动群众,不管男女老幼都手持前端绑有铃铛或破衣的竹竿、敲锣打鼓、敲盆打罐、吼声隆隆地惊吓麻雀,一些青壮年还爬上屋顶以及树梢轰赶,让它们始终在天上飞。果然有众多麻雀不胜劳累栽下地来。随处可见累死或将死的麻雀在地上扑腾,人们逮住它们纷纷去“报喜”。

大概是订阅了《中国少年报》的原因吧?我知道了“匈牙利事件”、“古巴革命”以及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等等国际大事。小小年纪就痛恨纳吉、崇拜卡斯特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而欢欣鼓舞……(我还画了一幅严惩纳吉的漫画)。那时哪里知道这已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从《中国少年报》上还知道1957年郑凤荣在柏林国际田径比赛中,以1.72米的成绩获得女子跳高第一名,为了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我相当自豪!

反右斗争深入到每条街道、每个巷子、每个院落。到处都是大字报,一个院落的邻居之间有什么好揭发的?于是,某家来我家要了一小匙酱油,过几天我家向他家要一匙醋他都说没有……诸如此类的笑话多得很……

当然,我那时不过十二岁,只记得满街都拉着绳子,上面密密麻麻一张挨一张地粘着大字报,风吹过来,一张张的大字报舒卷着各自的风姿,哗哗响着……受《中国少年报》的教育,我也曾经仔细看过一些大字报的内容,总是些互相攻击、鸡毛蒜皮之类。

一次,新半边街小学组织我们去南郊公园(武侯祠旁边)野营,在整队向南郊公园行进的队伍中,我走在最前面的“武装”队列里,这个队列大约有60个同学,每个同学胸前都有一柄木制的、用漆刷得与真枪一样的“冲锋枪”,我当时有点奇怪:学校怎么有这么多的玩具?

到了南郊公园,我们在刘湘墓旁边的一所院子里宿营,晚上还要轮流值班放哨,这次野营,大概就是军训吧。

高小快毕业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

兴隆街松如小学也因修建电信大楼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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